新浪教育讯 8月6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受邀参与由新浪教育公益联盟发起的原创公益栏目《教育星益官》。本次活动两位嘉宾通过在线直播、现场互动等形式，为全国的乡村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公益经历和奋斗故事。

知识本身的获得不是最重要的，掌握学习方法对未来人生大有裨益

　　中国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现场分享了“春蕾计划”实施3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当初简单地帮助失辍学女童，到扩展为帮助家庭贫困的高中生、大学生，包括在学前教育、春蕾教师培训、职业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延展，越来越多的女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帮助众多家庭改变了命运。谈到乡村孩子的学习问题，他认为知识本身的获得并不是最重要的，更应该关注的是学习方法的掌握，掌握了这些方法对于未来人生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他提议每个乡村孩子都应该提早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知识是立足未来社会的基石。”

　　人生需要丰富多彩的生命和生活，而考大学可以影响一生

　　俞敏洪在直播中谈到：“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让孩子们内心意识到未来学知识、上大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对农村孩子来说上大学这件事情绝对是180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他认为人生需要有丰富多彩的生命和生活，对农村孩子来说，能够进好大学这件事情，对他们一辈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考大学之前的各种选择，俞敏洪认为孩子们最重要的就是先问问自己最喜欢做什么，沿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往前走，更加容易取得成功。学什么东西最感兴趣、最喜欢才是远大理想，理想是跟你的喜欢连在一起的，不是凭空产生的。对于未来理想的设定，朱锡生也有同样的建议“一个人从小开始就应该有理想或者说要有梦想，当然这个理想不一定多么伟大，而要有自己的小目标。”他认为未来的理想要切实可行，根据自身能力、自身处境，综合各方面因素，跳一跳就能达到小目标，通过小目标的积累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

　　艰难也是一种财富，它让你拥有站在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能力

　　对于很多农村孩子自卑的问题，俞敏洪表示农村的孩子没有必要有自卑的心态，重要的是孩子们在当地能不能把学习学好。学习没有问题了，未来人生的其它遗憾会慢慢被弥补。他坦言自己的确有一些遗憾，比如不会体育，不会音乐，不会绘画，这些当年在农村不可能学到的东西都成为了他觉得遗憾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了自己成功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发展，那些遗憾最终并不会构成自卑的基础。所以，他鼓励大家把农村的生活包括艰难，都看成自己未来人生的财富，用好了意味着未来可能比城市孩子有更多的人生体会、领悟和站在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能力。同时，他也给农村孩子们的未来成长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要立定自己的志向；第二，农村孩子要保持自己的自信；第三，一定要保持每天的努力和进步，多读书、多学习、多和同学们一起交流。

　　乡村教育中目前最缺乏的是父母的陪伴和优质的师资

　　针对目前的乡村教育发展，俞敏洪认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父母不在孩子身边的问题，第二整体农村老师水平下降。同时他也提出了提高乡村教师水平的解决方法：通过社会情怀的鼓励，让更多优秀教师有投身乡村教育的情怀。从长久来讲，在经济上平衡才是最重要的。除了教学本身，近年来校园安全、儿童性侵案等有害事件的曝光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暴露出未成年人对于生命价值教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缺失，其中乡村孩子更是成为易受伤害的群体。针对这一现象，俞敏洪认为减少校园伤害事件的发生频率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首先是父母需要回归家庭，加强对孩子的陪伴和关爱；第二，有更多的社会组织不断的向全社会普及儿童权益保护的重要性；第三，政府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儿童保护机制；最后，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朱锡生对此也表示除了法律武器之外，家庭、学校和社会各自要把责任扛起来。在儿童特别是女童保护方面，只有把各自的自然搞清楚，各自的责任扛起来、抓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群防群治的局面。同时，他也建议全国的少年儿童，特别是女童，都应该主动学习一些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知识，包括必备的技能。希望帮助孩子们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有条件、有选择地相信别人。

　　“农村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出路，农村孩子只有一条路，就是考上好大学。既然只有一条路，就往这条路上拼命奋斗，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就像这样一条路，其实不窄，至少跟我们当初相比要宽很多。既然机会很多，目标又这么简单明了，努力就行了。”俞敏洪的一番话或许就是很多乡村孩子的真实生活面貌，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拼尽全力的去争取和努力。此次，新东方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开展“新东方春蕾助学行动”，重点资助贫困地区儿童的学习与生活，并面向受助儿童开展游学活动，来自多省市贫困地区的255名小学生、80名初中生受到资助。在直播的最后，我们也与两位嘉宾一起呼吁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及志愿者一起身体力行，共同推动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公益无大小，行动起来你就是榜样。

　　以下为访谈文字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浪会客厅，我是主持人佳睿。公益无大小，行动起来你就是榜样，由教育公益联盟发起的原创IP栏目《教育星益官》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邀请各行业的著名人士，来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奋斗故事。我们希望以榜样的力量助力教育公益的发展。今天我们现场也邀请到了两位教育星益官，也是非常重磅的嘉宾，他们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俞敏洪：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主持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

　　朱锡生：大家好，我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

　　主持人：欢迎两位。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在整个访谈开始之前，我也希望跟我们的网友来交代一下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些背景。

　　1989年，在全国妇联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了“春蕾计划”儿童公益项目，春蕾计划这些年来一直汇聚社会爱心，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辅助国家发展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等等。今年2月，新东方捐款500万元，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新东方春蕾助学行动”项目。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趁着暑假春蕾儿童也来到了北京参加研学活动。借此机会今天想请两位分享下关于助学行动的一些情况和两位对乡村教育的发展的个人看法，以及两位的经历和故事。也欢迎各位收看直播的网友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账号：教育公益联盟，欢迎大家进行实时互动。第一个问题，问一下俞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春蕾这个计划来进行合作？

　　俞敏洪：因为儿基会的“春蕾计划”做得非常非常成熟，对农村的少年儿童尤其是对少年女儿童的关怀做得非常非常到位。我个人认为农村的发展其实女儿童是处于某种弱势状态的。一个是中国传统上，从农村地区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是重男轻女，无论是独生女还是独生子，父母一般都会偏向于儿子，觉得女儿反正到最后都会嫁给别人。第二，由于这样一种偏见，有可能会导致农村的父母们在女儿童的教育投入上和关怀上会显得更加得缺少一点。这些东西你一下子想扭转中国传统的观念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现在已经好很多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儿基会的“春蕾计划”实际上专注于对农村地区的女儿童的关怀，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特别特别好。后来我知道了这么一件事情以后，跟朱秘书长联络以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新东方可以提供两方面的支持或者贡献。一方面自然是资金上的支持，因为新东方参与了很多有关农村地区教育的支持项目，大概现在应该多达5、6个，其中春蕾计划就是我们参与的其中之一。我相信有钱之后应该把这个钱交到能利用得最好的人手里，毫无疑问儿基会绝对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特别好，非常非常到位的。第二，新东方除了给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提供，就是给学生提供学习计划、学习帮助和教育资源上的支持。不管是通过远程的方式还是通过其它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一次接近30个女孩子从全国各地，在老师的带领下坐着飞机第一次来到北京看天安门升旗，还有我们的新东方老师给他们上课，看北京的各种东西，对孩子未来的成长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主持人：非常丰富的一次经历。

　　俞敏洪：当然这件事情本身是儿基会在做，但是新东方提供支持，包括让这个项目变得更加丰富，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做一些事情。另外，这些孩子未来回到农村地区上学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跟踪给他们提供教育支持。这方面我们和春蕾计划应该是天作之合，大概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有了新东方的支持，可以有更多的孩子来完成他们学习上的愿望。朱秘书长给我们谈一下，包括跟新东方的合作，这次春蕾的助学计划，包括春蕾计划本身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会从哪些方面帮助我们孩子成长和提升？请您也分享一下。

　　朱锡生：刚才俞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春蕾计划”到今年为止，我们正好实施了30年，我们也非常自豪。这30年应该说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也包括在新东方所有的爱心单位的爱心人士的支持下，走过了30年。这30年我们认为很不平凡，从当初我们发起的时候，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帮助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童能够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减少一些失学辍学现象，这是我们当时发起这个项目的最直接的目的。30年来我们的项目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从当初简单地帮助失辍学女童，我们现在扩展到帮助家庭贫困的高中生、大学生。从义务教育阶段有了很大的延伸。另外，包括在学前教育，包括我们对春蕾老师的培训，包括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的女童的职业教育的培训，我们都有延展。

　　主持人：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多。

　　朱锡生：人群是369万，而且这个数据我们是2018年年底的数据，今年的数据我们还在统计之中。实际帮助369万，我们在这些女童中不仅仅是改变了一个女童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我很自豪的，是为社会输送了有用人才。我们有很多孩子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了，读完大学，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有人在，她们的职业也是覆盖了方方面面，搞科研的，当老师的，当公务员的，当军人的，各方面都有，甚至当了十八大代表、十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也有春蕾女童的身影。所以，这个项目对社会非常有用。另外，讲到30年我们接下来还要做什么，除了我们继续对自己贫困女童给予辍学帮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围绕总书记讲的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社会实践教育包括游学、研学，也是我们今后的重点方向。另外，职业培训。很多女童并不一定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的，直接当一线产业工人，当技术工人的，我们给她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职业培训，使我们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移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生命关爱教育。女童年也许包括怎么保护自己，女童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系列，都是我们春蕾计划今后的重点内容。

　　主持人：其实刚刚两位也提到了很多对于我们春蕾计划的一些想法和实践，请两位说一说你们小时候一路走过来，大家都接受过教育，你们小时候最缺乏的是哪一种教育？

　　朱锡生：刚才我跟同学们有一个交流，现在的教育教学质量、教学内容，我们当年是不可比拟的。如果说我们当年的特点，我觉得跟现在相比，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以我来讲，像我这个年纪，我出生在60年代初，我们小学只有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实际上只有9年，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教学内容跟现在也完全不可比拟，我们讲到这个经历，我们也说来惭愧，当年打下基础，我想更重要的学习也好，教育也好，知识本身的获得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一种学习方法的掌握。有了这个方法，对人一生的成长收益应该是大大的。对现在的教育，对现在的孩子，按照我们倒退三十年、四十年，对现在的孩子我们还是充满羡慕的。当然我们也希望现在的孩子成长得更好，能够为今后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能承担更多的责任。

　　主持人：也就是不能死读书，希望大家有自己的思维。

　　朱锡生：读死书是没有用的。

　　主持人：俞老师觉得呢？

　　俞敏洪：过去我们小时候上学跟现在的孩子相比，最重要的区别，现在的孩子一个是学习环境比我们当初要好，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农村学校条件很差。但整体来说，现在的校园硬件方面与我们小时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小时候在一个破庙里上学，从小学到高中是不同的破庙，基本上连操场都没有的一个环境。打乒乓球就是水泥台垒的，用砖当网，自己锯个木板当乒乓球板的状态。再从学习知识的宽度来说，现在孩子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当初要多，当然这也增加了孩子学习的难度，因为学习多了，压力就大。第三，学生学习的渠道多了。我去过最小的农村小学，都是有视频教学系统的，工具多了。

　　主持人：可以在线学习。

　　俞敏洪：但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孩子学习的最需要的东西，有两件事情其实国家可以把前面的钱省下来一部分，当然不是不要，来做更好的两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国家通过怎样的产业调整，能让孩子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要不就是你允许孩子跟着父母到打工地区上学，要不就是你通过产业调整，父母能够回家乡工作。至少在12岁之前，孩子不应该离开父母。

　　俞敏洪：他离开父母之后，一个是没有父母的照顾、关心。第二，亲情会变得很缺乏。第三，孩子的行为没人管。因为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管孩子的这种行为方式和成长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老人们的知识结构也是落后的，没法跟孩子在知识上进行交流、沟通。

　　另外，父母如果老在孩子身边，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能够不断地鼓励，如果孩子在学校遇到了麻烦的时候，可以帮孩子解决这件事，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慰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包括人生的安全感。这些都是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所以，我认为比教育还要严重的问题就是父母跟孩子分开的问题。

　　主持人：能够看到的情况是确实比较糟糕。

　　俞敏洪：我到农村，那些农村孩子哭成一团，我一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孩子就哗哗哭，我就抱着孩子一起哭，这方面国家做的事情还不够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农村地区的教学质量依然很差。另外，现在可以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把远方的教学质量，比如新东方老师每年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上课，但肯定远远不如现场老师的水平来得更加重要，现场老师水平的重要性直接导致了孩子是不是愿意学下去。说到这个我就要讲我小时候，我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父母都不认字，为什么还能够最后考上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尽管我们当时没有任何教育，一本教科书薄薄的，翻烂了没有第二本书，我们所有的书都要用报纸包起来，当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放在书包里，最好是到一学期结束书还是新的，那种感觉特别好，上面每一个字都要写得毕恭毕敬的，这是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当时有优势，父母在身边。父母在身边给了你很大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能够鼓励你学习，这件事情就特别到位了。我刚好遇到了一个特别鼓励我学习的母亲，尽管她自己不认字，但是每天都要求我读书，每天都要求我写字。

　　主持人：她知道这是重要的。

　　俞敏洪：每个学期都要求我从学校拿奖状回去，这样的话我有了家庭的学习环境，我姐姐比我大五岁，她上比我高三到四个年级，她还能倒过来。我们一起写作业。第二，我们当时老师的水平是高的。先不说小学老师，小学老师也有水平高的，一般都是有大学学位的。我高中的老师是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苏州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毕业的，你现在到农村毕业，哪有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毕业的老师到农村教书。所以，现在农村的这两大问题：父母不在身边的问题，以及整体农村老师水平下降。尽管现在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去支教，今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发言的同学发言完了就到新疆支教两年，国家当然应该鼓励，但是光支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给农村整体的老师想办法倒转过来，让农村老师的水平高于城市老师。为什么城市老师的水平不高反而没事呢？因为城市的家长给孩子补习得多。农村老师水平又低，孩子又没有机会补习，所以教育差距拉得越来越大。怎么样做呢？一方面当然通过鼓励，社会情怀的鼓励，让一些人有情怀。但是从长久来说，情怀鼓励是起不到太大作用。人是经济动物，在经济上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四五年前，在全国政协两会写了提案，要求农村老师的工资，只要在农村被界定为是农村学校，城郊学校不算，城里学校不算，县一级的学校也不算，只要被界定为农村学校，并且这个学校的学生，80%以上都是农村户口，这种学校的老师就得比城里老师的工资平均差30%，在地区差上面。工资高30%，城市老师就愿意到农村教书，因为他住在城市里，到农村教书，骑个摩托车过去，就十几二十分钟去了，现在马路都很好。这样农村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就增加了。

　　第二，国家真的是要鼓励像新东方等这样的机构，通过远程的方式把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农村去，现在新东方每年大概对10万左右的农村孩子上课，有高三的学生，有小学的学生，小学阶段主要是教英语，高中阶段主要是教学生高考，让学生高考分数尽可能提高，这样他们能够上大学。如果现在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回到小时候，我宁愿选择父母在身边、老师好，而不愿意选择现在给我一堆东西，我父母不在身边，老师也就那么回事。

　　主持人：确实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也非常期待它快点改善。刚才俞老师提到了乡村教育的痛点，还有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像新东方一样的企业，也都在做努力，在做很多公益的事情。请朱秘书长看一下，通过您这么多年对“春蕾计划”的实施，去各地一定见识了乡村教育的情况，您觉得乡村教育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有哪几个点，这样也方便我们这些公益组织，愿意做公益的人一起帮助大家，让教育做得更好一些。

　　朱锡生：这个话题讲起来很沉重。刚才俞老师讲的，总体观点我是赞成的。现在乡村教育，也包括我们一些贫困地区农村的学校，我现场看过，硬件都很好。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一些农村的学校，还有危房、破房的话，现在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很好的建筑，硬件条件很好，包括一些先进的教学设施、教学设备也并不缺乏，首先缺乏的是优秀的教师、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拿不出办法，我也不是专家，我只是仅从我的工作职业的角度，尽可能地给这样的我能接触到的地区、我了解到的地区，尽可能争取一些包括新东方这样的社会资源，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一些远程教育，包括人工智能、AR、VR设备的教学，这是从我的职业角度能做的工作。第二个痛点，就是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部仅仅是教育学的问题，对这些儿童的心理关爱、心理关怀，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方面，最终肯定是影响他的学习和他的质量，甚至是孩子的成长问题。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怎么样提供进一步的多方位的关怀服务，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引起思考的。我们的经济社会越来越发展，社会越来越进步，但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重点的问题，这是家庭、家长的问题。现在我们都讲要构建家、校、社一体的教育有机整体。我们的孩子并不是送到学校去就万事大吉了，家庭如何承担起对孩子的教育培养的责任。总书记讲“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第一课堂、第一任老师怎么发挥作用？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重要。俞老师说宁可要父母在身边，有一个好老师的成长环境，也不要有一堆东西，父母也不在。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父母即使在身边，家庭作为第一课堂，家长作为第一老师，这样的职能是否尽到？这是需要我们所有家长也包括我们全社会要高度重视的，要推进解决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其实就像刚刚朱秘（书长）说到的，除了教学设施之外，对于孩子本身的自我保护，包括生命安全的认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近些年来曝出了很多校园暴力、儿童性侵案等有害事件，特别是乡村的这些孩子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群体，他们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区域。针对这样的现象，两位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包括对乡村孩子来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俞敏洪：首先，还是回归我刚才讲的，如果父母在身边，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比例就会下降很多，因为父母对孩子更加关爱。另外，父母更加有能力保护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个是年龄比较大，有时反应也比较迟钝。第二，毕竟还是隔了一代，跟老师去交流，在社会上彰显能够保护孩子形象方面还是比较弱的。

　　第二，社会组织必须健全。像儿基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就特别好，但地方上也要有这样的社会组织，比方说是不是民间能够组织起对儿童尤其是对女童进行保护的自发、自愿的保护组织，因为毕竟一个地方有一堆政府下面的社会组织在那边，比如共青团、妇联，国家下面的基金会，儿基会就是国家下面的基金会。像这样的组织，包括居委会等等，是不是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来更加有权威性的这样的社会保护组织，并且这种社会保护组织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要不断地向社会宣讲你对孩子的保护，以及你侵犯孩子的权利以后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不断地建立儿童保护方面的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第三，政府本身的法律法规要健全。因为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被坏人利用的机会就会增加。如果法治、法规、司法、行政都相对来说对社会上的这种现象采取公权力之下有一个公正的判断的话，孩子们被保护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很多。最后一个，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要强。

　　对于女童来说，不光是不能一个人，甚至两三个人都不能跟着陌生甚至熟悉的男人随便乱跑，就得要在老师的保护下，在家人的保护下。因为现在社会心术不正的男人还是蛮多的。如果学校本身男老师对女同学有不轨行为，这样的人就必须是国家特别严刑峻法，因为作为老师能够非常方便地接触到女同学，你还本身心术不正或者说做对女同学不利的事情，严厉惩罚是必须的。在国外要是对儿童性侵案，那个惩罚相当相当严厉，中国的严厉程度完全不够，有的时候批评指正开除就算完了，你侵害了女同学的生命利益，一定是要更加严厉。

　　主持人：朱秘书长，您作为比较权威的公益组织，您觉得春蕾计划未来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涉及？

　　朱锡生：首先在儿童保护方面特别是在女童保护方面，发生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中央非常重视，各级公检法也非常重视。最近我们也通过不同渠道知道，包括最高检、最高法，都是对侵害儿童，尤其是对女童性侵的打击力度空前地提升，保持高压态势。除了法律法规对儿童的保护、女童的保护，我想说的就是，还是家庭、学校、社会怎么办的问题。除了法律武器之外，家庭、学校、社会各自要把责任扛起来，家庭在儿童、女童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责任，学校有什么样的责任，社会有什么样的责任，只有把各自的责任搞清楚，各自的责任扛起来、抓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群防群治的局面。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为例，我们有儿童保护政策，有女童保护政策。春蕾计划，我们这么多年女童保护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内容。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向广大的女童和家长仅仅发放一个护卫手册，其中有家长手册、女童手册，我们都发放了260万套，但这个数量远远不够。我们跟任何一个合作方都要强调，你要知晓我们的儿童保护政策，在合作中不得损害、侵犯儿童权利。这个就是要明文公示的。以我们最近搞的两个活动为例，今年暑期，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全国妇联、民政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起了“守护童年暑期大学生牵手留守儿童困守儿童”的牵手共成长活动，这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具体负责的。我们就强调一条，暑期大学生我们发动了上百所高校的大学生，有大批的大学生回到家乡或者是有组织地跟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对陪伴、志愿服务。我们提出一条，男大学生不得与女同学单独接触。不是不相信男大学生，而是从制度上设计对女童的保护。包括我们搞各种夏令营、研学营、游学营，我们都有一条，女童不得男老师带队。不是对男老师不信任，而是从制度设计上怎么样形成对女童完整的保护。包括女同学在游学营、研学营的驻地，男性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不得进入，这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预防。这个是需要研究的，怎么样让我们的儿童保护、女童保护这种漏洞也减少，这就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公益机构以及全社会研究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希望我们广大家长要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儿童。光跟孩子强调要注意安全，但安全是什么，怎么样做到安全，你作为家长，作为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是否知晓，如果自己不知晓，怎么教会我们的儿童保护好自己？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现在还是暑期，全国的儿童，特别是这些女童，也都要主动学习一些自我保护的知识、自我防范的知识，包括必备的技能，不要相信任何人。当然我们不是说谁都是坏人，就是有条件、有选择地相信，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相信。说到这一个，我们的儿童保护，女童保护这个工作才能够做好。

　　主持人：防范很重要。

　　朱锡生：防范非常重要。

　　主持人：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公益组织、权威的机构能够给我们乡村的孩子和家长增加这方面的意识。我们刚刚聊的话题都是比较沉重的，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聊一些比较励志的话题。俞老师18岁之前应该是没有离开过农村，基本上是在农村生活的。我们很多的偏远地区农村的孩子跟您的经历其实是很像的，他们也非常好奇，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怎么样可以从小做一个好的规划，在这方面您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分享一下吗？

　　俞敏洪：其实从小学来说，你没法做一个好的规划，关键是自己的大方向和志向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机会非常多，家里的电视、手机还有学校的各种视频、教学的教具内容，孩子们即使没有走出大山，没有走出农村，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变成孩子们走向世界的动力，但是很多农村的孩子往往看到的是表面的繁华、花花世界，结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要通过学习，能够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到最后上好的大学，来走进一个如此繁华的世界。有些孩子他反而形成这样一个想法，不需要那么学习，长大了就到城里完了就行了。现在很多孩子的父母因为在城里打工，父母本身也不是说对学习那么感兴趣的人，更加带来一种误导，反正我不学习也能到大城市里。但是孩子们所不知道的是你通过知识的积累，最后去上大学，到在城里闯荡自己的世界，和你自己去打工，天天在机器边上做一些很固定的工作，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概念。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让孩子们内心意识到未来学知识、上大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对农村来说上大学这件事情绝对是180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的。如果说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甚至高中毕业生，好像从农村也出来到了城市，但是最后生活非常困难。